总之,南美离中国太远,有点鞭长莫及。
6、澳大利亚基尼系数低、人类发展指数极高,国内政局稳定。相比较,美国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通过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机构投资者引导的国际资本流动形成。
此外,香港通过制度牵引、市场信号传递、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技术援助等途径可以帮助上海和内地金融市场体系提升其效率和现代化水平"。我们认为,鉴于中日目前由于钓鱼岛归属问题引发的潜在地缘冲突风险,以及政冷经冷的两国关系现状,中日货币合作尚无从谈起。包括百度、汇源果汁、新浪、联通、联想等众多中资企业也在其中。因此中国政府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需要,新加坡应该是愿意考虑并放在适当地置的。这是1967年独立以来,新加坡取得辉煌发展成就的重要原因。
从全球大宗商品的人民币定价策略实施看,澳大利亚值得重点突破。两大城市在GFCI排名(2013.9)中分别列第11位和第19位。目前利率市场化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而人民币自由化在95年放开经常项目管制之后,也在逐步放松资本项目管制。
以智利为例,由于激进推进利率市场化政策,存贷利率都大幅上升导致银行资产质量恶化,同时大量的资金需求和资本账户开放使得这些国家极度依赖于国外融资,最后爆发债务危机。鹰派的政策主张获得了一定支持,但也引起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从日本和美国的情况来看,两国路径都值得借鉴。金融抑制的手段主要有限制名义利率、提高准备金要求、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国外融资和设立特别的信贷机构。
另外一种路径较为温和,即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同时配套稳健货币政策来解决信用扩张快、企业债务杠杆过高、企业融资利率高企的难题。利率市场化演进趋势 利率市场化会扰动名义利率的下行节奏,但无法改变趋势。
利率市场化会造成信用利差缩窄。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将逐步解决上述难题,稳步向前推进。直观上看,经济增速与国债利率差、经济增速与贷款利率差一高一低,两个利差有均值回归的需要,这会造成信用利差缩窄。欧洲债务危机恶化造成全球总需求下降,国内企业的产能过剩局面强化。
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众多中小企业难以跨入金融市场门槛,只能转而寻求内部融资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积累。假设利率市场化造成两者利差继续缩窄,同时名义利率下降至4%-5%,则名义利率在利率市场化的冲击下维持在目前的3%-3.5%之间较为合理。企业财务约束、刚性兑付机制和信用风险定价机制建设缓步推进,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金融企业背后的国家信用和企业信用的定价一直纠缠不清。以利率黄金法则的跟踪来看,中国GDP的名义增速长期显着高于10年国债收益率和企业中长期贷款利率。
2015年3月31日公布《存款保险条例》,宣布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日本解决财政融资的问题实际是央行购买,搞了近20年的量化宽松,日本利率一直维持在较低位置,但前提条件是物价较低和企业生产率有竞争力。
中央企业的财务约束目前看也出现逐步硬化迹象,天威保变中票支付利息违约事件对市场的信用意识冲击是十分深刻的,在银行大规模坏账出现之后的公开募集的中央企业债券违约将打破债券市场对于中央企业刚性兑付的预期,有利于债券市场风险定价机制逐步成熟。影射到金融市场,企业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
财务软约束实际上是金融市场失效的关键,因为风险定价机制已经无效,利率传导陷入紊乱。在高利率环境下去杠杆是不是最优选择?很多人要么引用沃克尔,要么引用日本1994-1995年的房地产泡沫来分析,这两起案例实际上都现实性地造成了两国央行行长的下台。利率市场化推进导致银行的利率保护取消,银行必然会减少国债购买量,财政融资面临困境。随着日本和韩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速-利率之间的差分别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过去数年收窄,符合黄金法则。二是,利率市场化未完成时贸然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放开短期资本流动管制和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可能造成套利资金的快进快出,特别是国际收支账户的恶化叠加国内信用风险可能造成国际债务危机和银行业危机,引发金融市场波动。保险公司国债投资占其债券投资的比重从2005年的55%下降至2010年的21%,预计近几年这一比重继续下降。
对金融机构而言,负债从银行存款向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和信托转移成为长期趋势。拉美国家由于推进较为激进的自由化金融政策导致市场化改革失败应为前车之鉴。
实际经济增速与实际利率的差在2012年就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与实际贷款利率基本持平,多数时期这一利差在10%左右。放松利率管制和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之后,银行的存贷比指标和较高存款准备金率成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这种情况下形成了资金分配的固化,弱势的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资金,被排除在金融体系之外。2013年因为钱荒两者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背离,但钱荒之后,名义利率再次跟随名义增速下降。
有了存款保险制度之后,为了应对兑付风险的高额准备金制度率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下降,可以预期未来存款准备金率面临大幅下调。存贷比在管控流动性风险、控制信贷过快增长、维护银行体系稳定方面均发挥过积极作用。在M2、社融和GDP增速差之间出现大幅背离之后,管理层意识到,金融市场效率可能出现了问题,影子银行和货币空转一时成为金融市场重点治理的重点。重资产的类银行信贷业务融资融券业务带来的收入占比从3%迅速攀升至17%,而且这一上升趋势在持续加速。
而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该规则可能不太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简言之,当一个国家处于发达阶段时,长期平均实际利率(剔除周期性因素后)应至少与实际GDP增速同步。
以银行资产结构为例,银行持有国债的比重已经从总资产的4%下降至3%左右。如果两者维持在2%左右的利差,则名义利率会下降至2%-3%左右。
中国市场化推进的时间较长,目前仍存在利率上限管制、企业财务软约束和利率汇率管制放松协调推进三个方面的难题待解 利率黄金法则失效之谜 利率黄金法则,即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应为或高于其名义GDP增速,这一结论源于标准动态增长模型,模型中实际利率等于资本边际产品,而后者应不低于实际经济增速。根据央行的表态,2015年要基本实现人民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是短期看实现人民币的完全自由流动和汇率浮动的可能性依然较小,2015年实现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仍然是技术性的。
美国解决财政融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美元的国际化来征收铸币税来解决,目前外国央行和金融机构持有美债的规模为6.2万亿美元左右,其未偿还国债总额为17万亿,也即外国机构持有的美债占比超过30%。这些政策我们并不陌生,中国一直存在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准备金率一度高达20%、一般企业境外融资难度较大、有足够庞大的政策性银行体系。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过程则会对名义增速与名义利率之间的差值产生扰动,理论上两者差应该基本相等,甚至名义利率要略高。我们看一组数据,2007年年末银行理财的余额是0.57万亿,2014年年末则增长至14万亿。
首先,央行要重构基准利率和利率传导体系。如果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汇率仍然处于管制之中,则必然造成资本境内外非正规套利资金流动。
因此,如果名义增速从目前6%的水平,未来进一步下降至4%-5%之间,则名义利率会进一步从3.5%下降。三是利率和汇率是货币的两面,两者的自由化是一体的。
通过打破地方政府隐性担保、企业债务刚性兑付,形成政府和企业财务硬约束,可以优化金融资源需求。2015年实际增速下降至7%,两者出现了-3.8%左右的差值,假设未来实际增速进一步下降至5%,如果保持目前贷款利率水平,差值则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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